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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震孤儿:每年5月都被别人提醒起自己是"地震孤儿"

www.zaoan.cc 2018年05月09日 07:43来源:中青在线手机版

地震孤儿:每年5月都要被提醒自己地震孤儿身份
2009年焦波和6个徒弟在北川的合影。

地震孤儿:每年5月都要被提醒自己地震孤儿身份
廖岑在汉旺镇地震废墟

无论怎么突破,生活总是会在固定的时间回到同一个原点。那是每年的5月,廖岑习惯的节奏一到这时就会被打乱。微信每天冒出几条好友申请,手机里躺着十几条未读的短信。某个突然而至的外地电话,会把正在上课的他吓一跳。

和许多同龄人一样,廖岑爱打游戏,喜欢看搞笑视频,最怕考试。更多时候,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,担心毕业,担心没有着落的工作。只有5月是一个例外,手机里频繁响起的声音提醒,他还是一名汶川地震的孤儿。

根据四川省民政厅2012年的数据,那次地震共造成630名孤儿。这些孤儿有的被收养,有的和亲属生活在一起,也有的进入福利院。

廖岑是其中一员,他震后和姑父姑母生活在一起。不同的是,他和其他5名孤儿一起,被摄影师焦波收为徒弟。

这位以拍中国农村纪录片出名的摄影师,指导这些孤儿,把镜头对准灾区,记录下灾区的震后生活,也把这6个人的震后成长拍成了一部纪录片。纪录片的名字,最后被定为《川流不息》。

焦波一直相信艺术熏陶比讲道理更容易帮他们完成心理建设。震区的很多孩子没见过单反相机,都喜欢跟着焦波跑,蹲在他身后模仿他拍照的姿势。他把相机挂到孩子们的脖子上,那一瞬间,他发现孩子们放下了戒备。

他给几个徒弟每人一台数码相机,希望通过摄影转移他们的注意力。但是他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,虽然如今他们已经能笑呵呵地谈论往事,但“熟悉后会发现,他们心里还是有疙瘩,可能会一直隐隐作痛,一辈子都无法放下。”

老三廖岑有一阵不敢一个人上厕所,大师兄刘明富到人多的场合会腿软。因为思念父母,老四何文东一度没有食欲,瘦到皮包骨。

他们不愿谈论“梦想”。在他们眼里,这个词意味着接踵而至的有关地震的问题。廖岑不喜欢说这些,别人问什么,他都下意识地点头,被追问,就说“忘记了”。

老大刘明富总说自己没有梦想。问急了,他会发脾气,“没愿望还不行吗?必须有愿望吗?”他讨厌被人关注。一旦发现自己出现在镜头里,就会躲开,或是用手遮住镜头。刘明富的微信昵称是“可有可无已是习惯”,“无所谓”是口头禅。

地震发生那天,刘明富在操场上,地面像起了大浪一样把他掀倒。他一直没有找到父母和姐姐的尸体,根据时间,他推测家人是在赶集的路上遇难。地震后,他所在小学的学生被集中到体育馆,3天后,大伯找到他,说“以后你就跟着我们过了”。那时他就清楚自己成了孤儿。

何文东的学校不在震中,但父母常年在汶川县打工,每年相处的时间不过10天,他对父母几乎没有印象。何文东知道见不到父母了,仍然坚持去看看父亲开过的挖掘机。

那天下午,廖岑的教室从4楼垮到3楼,从天花板往下落的灰让他看不清路。他几乎靠本能爬出废墟,全班40人有超过一半长眠于地下。

廖岑说,自己当时太小了,对死亡没有概念,只从电视里看到过。但是越长大,越知道失去亲人的感受。

老师总是单独告诉他“你和别人不一样”,每到寒暑假,尤其过年的时候,这种“不一样”的感觉会放大好几倍,同学聚会时,他总是留到最晚回家的那一个。

“有人说,人走了就会变成一颗星星。我宁愿天上永远没有星星。”在一篇给母亲的日记里,廖岑写道。

焦波收的第一个徒弟是刘明富。他记得,离开汶川的时候,刘明富还留在村口,家里人让他问焦波喊一声“干爸”,他犹豫了半天,说不喜欢“干”字,最终叫了声“爸爸”。

但是日常的生活,并不总是充满这样的温情时刻。何文东爱和同学出去玩,彻夜不归,外婆只能报警找孩子。刘明富喜欢上网,还常和家人产生矛盾。往后几年过年时,他宁可在宾馆里看电影,也不愿意和家人、和焦波过。很多心理咨询师都在孩子们身上看到这种变化:年龄好像突然变小了,专业术语叫做“退行”,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。

心理重建,远比生活重建困难得多。震后有很多批心理咨询师去过廖岑所在的绵竹县汉旺镇安置点,但是这些人里,只有一位广州来的大学生一直和他保持联络。

地震后最初的几年里,焦波曾对外界的关注感到担忧。“灾难一下子降临到他们身上,一股巨大的暖流又在猛然之间倾注过来,像冰冷的雪山上头又浇上一盆热水,很担心他们能否承受。”

那时,关心他们的人很多,社会人士送的都是高级品牌,孩子们参加活动都是住的五星级酒店。志愿者对他们有求必应,不想走路了就有人背,对吃的不满意,吵着要吃麦当劳,就有人跑老远买来。焦波发现这个情况后,狠狠批评了孩子,也让志愿者们不要这样做。

这些孩子第一次离开自己生活的县城,看到了只在课本里读过的天安门、东方明珠塔,也第一次看到大海。但每当活动结束,等待他们的是板房里逼仄的生活。

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员张侃曾在媒体上呼吁,对灾区的心理援助应持续20年,反复却不持续的心理援助可能给一些灾民带来二次伤害。但这不能阻止廖岑一次又一次被拽回5月的那个时间节点。

地震过去5年后,廖岑明显感觉前来做心理援助的人“直接”了很多,学校把他们召集起来去听讲座,有时还要填一些问卷。他觉得自己并不需要这些心理疏导,他也没能感受到地震后自己所经历过的温柔和真诚——地震后的几个月,来震区的人多是带着孩子们玩沙盘游戏、搭积木。他们几乎都不提自己的身份,也不会提心理建设、心理咨询的字眼,就说自己是志愿者。

更难以相处的,是加在伤口上的压力。焦波发现,孩子们被关注得少了,身上却被寄予了更多考上好大学、回报社会的期望。“这些好心人和我一样爱得太深了,以至于希望孩子们都成龙成凤。”焦波说。

那几年,焦波几十次回到灾区,和徒弟生活在一起,他很想拉着他们往前走。他想方设法找话题和他们聊,了解他们的爱好,但只要一说起学习,他们就往外跑,甚至发脾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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